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：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在我心目中的作用——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。
尤瓦尔?赫拉利在接受《连线》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了这番话：“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。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。”
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，1818年。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，工业革命、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，同时生物学、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，欧洲大陆黑死病肆虐成灾。
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，无聊之余他们就以轮流讲鬼故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。其中有一位当时年仅20岁的少女玛丽?雪莱，她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，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，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。
这个故事就叫《弗兰肯斯坦》，它被认为是现代科幻小说的源头。它的起点非常高，因为它探讨的这些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不久前发生的关于贺建奎基因编辑伦理的问题，其实跟这个故事一脉相承：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？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？
假使我们放眼历史，无论是“一战”后、“二战”后、“冷战”还是互联网时代的今天，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不断发生。科技的加速发展，使得人类产生了认知上、情感上、伦理上、制度上等等的多重焦虑，这些焦虑来自信息不对称，也来自对新事物的错误认知与判断。就像克拉克所说的，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的冲击，但是低估它长期所带来的影响。而科幻，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还是泛化为影视、游戏、设计等等跨媒介的类型，都在扮演着对抗、缓解、消除这种文明焦虑的角色。
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是科幻，而不是奇幻、言情或者是现实主义等等其他文学类型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呢？理解背后产生作用的机制，也许比简单给出结论更有价值，因此，我从历史上找到三位理论学者，尝试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给大家听。
第一位叫达科?苏文或苏恩文，他是一位生于南斯拉夫的加拿大籍犹太人，20世纪70年代，他从苏联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，从诗学与美学的角度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科幻文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分析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提出科幻的“认知陌生化“这一核心特征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看这幅坐标图，所谓的认知性指的是逻辑严密自洽，可以通过理性去进行理解和阐释，而陌生化是指创造一个替代性的虚构世界，拒绝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《三体1》中呈现的恒纪元和乱纪元交替出现的极端环境，便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，但其背后又是具有坚实的天文物理学基础，可以通过计算及推理进行验证的。但请注意这里的认知性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完全符合科学事实，而是一种叙事上的逻辑自洽，接受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观设定“如果……怎么办”，随后的情节推演都必须符合这个设定，倘若不符合，便会被大脑认知为“不真实”“不可信”。